听闻与追访

周景堂

——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驻屯留县北岗村半年多时间情况拾零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月底至7月初，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曾经在我县我村驻扎，而且我家的里外院就住过约20位女八路军。八路军走后约两个多月时间，因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包围了我院，把我三祖父周文宪（当年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岗抗日村长兼峪里抗日编村长）、祖父周迎吉（当年的抗日村公所财粮）、二祖父周迎祥（当年的抗日民兵）和我父亲周鸿斌（当年的进步青年教师）抓到常村“红部”严刑拷打审讯。第二天又将我三祖父周文宪和地下党支委李小平、张三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部谍报站站长老葛四人刺杀。此事成为屯留县抗日时期较大的惨案之一。

有关这一历史事实，我小时候即听祖父母、父母亲讲述过，后来由于上学读书和任职教师，学习和工作繁忙，跟长辈们相聚又较少，时间长了就渐渐地淡出了记忆；只是偶尔在自己写作涉及到的时候，才做一些简短的文字回忆；随着长辈们的辞世，提起得更少。几十年后的2011年，郭新虎先生的《寻找岗上村》一文在《长治日报》发表后，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曾在北岗村驻扎的史实，又成为北岗村以及全乡全县全市全省人们的热门话题。基于本人对日本鬼子极大的国恨家仇，更引发了我详细了解女生队在北岗村驻扎、学习、训练和生活情况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我对少小时候的听闻竭力地作了搜索回忆，另一方面我从去年7月份开始，零零星星地对本村的一些村民和本村人在外地工作者，以及邻近几个村镇进行了追访。

为醒目起见，本文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题目：①少小时期的听闻；②三次写作的涉及；③近日追访的实录；④邻近村镇的佐证。并于文后做几点补充说明。

• 少小时期的听闻

   我生于1942年1月30日（农历蛇年腊月十四日），那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深受战争之苦、灾荒之难的年头，对1939年八路军在本村在我院驻扎的这段历史自然是茫然无知。甚至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的情形也全然不晓。到6虚岁时，因特爱说话，好奇心又强，最愿向大人们问这问那，记得正是六七岁时，才听长辈们讲述有关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的有关情况。祖父虽是农民，但他从小随我曾祖父（前清秀才、私塾先生）读书，诗文满腹。他是我从小学习文化知识的启蒙师，也是最早对我讲述女生队故事的人。当然，祖父是先讲我家人们受日本鬼子大害的惨案。祖父说：“民国28年（1939年）九月十二黑夜，日军100多人突然包围了咱院，绑走了我和你二爷、三爷、你爹还有当夜在外院开支部会留下的李小平、张三，连同东院的周丙全、周三全弟兄俩、西院的李余良、李满良弟兄俩、还有西院的秦文郎和那天夜里在他家住下的中央军老葛，共12个男人。”我问：“为什么北岗村这么多家户，偏偏包围咱院，偏要绑走这三个院的男人?”祖父说：“因为两个多月前咱院和东西两院住过随营女校的女兵，咱院住的女兵又是最多的——有汉奸报告日军红部了!”我问：“鬼子的红部在哪里?你们当夜吃打了没有?”祖父说：“离咱村南八里的上村和离咱村西北十里的常村都立有日军红部。我们都受了大刑，不只是枪捣棍打鞭抽，还灌辣椒水，还往指甲里钉竹签，还罚站罚跪！”我问：“鬼子为什么要哪么狠?”祖父说：“鬼子目的是要我们招供出谁是地下党支书?北岗有多少地下共产党员?是怎样跟随营女校的韩营长联络一起进行抗日的?我们当然要咬紧牙关了，所以就遭了酷刑。”我问：“那位中央军他们知道了身份吗?为什么也挨打受刑?”祖父说：“那位中央军当夜内穿有军服，外边是便衣，日军一抓他就知道了他的身份。”我问：“那个中央军后来怎样了?”祖父说：“中央军老葛和你三爷，还有李小平、张三四个人被鬼子兵在第二天下午活活的用刺刀刺死了!”我问：“为什么要刺死我三爷、小平、张三和老葛呢？是刺在红部吗？”祖父说：“因为你三爷爷是北岗村第一个入共产党员，又当了支部书记；小平是副支书，张三是咱后街姚家的长工，入党以后是支委。老葛是中央军谍报站站长，那时侯正是国共合作抗日，鬼子自然放不过他!日本鬼子为了镇压抗日力量，威胁中国人：不是在红部杀害四位抗日志士，而把他们绳捆索绑带回咱村，游街示众后在南街戏台上列队刺杀的。”我问：“咱村有人看吗？”祖父说：“那年头，听说鬼子进村，人们都是要拖儿带女逃出村外的。只是有几十个老人和来不及逃出的妇女孩子被赶着到戏台前‘开会’的！”我问：“其他的人是怎样放回来的？”祖父说：“多亏了上村有个叫田四麻的人，和咱家人很熟悉，他可能是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红部’干事，经他给日军小队长高桥几次说好话，我们才被放出来，死里逃生！”我问：“听人说日本人喂有洋狗，您见过吗？”祖父说：“我还险些叫洋狗咬死呢？入红部的第二天中午，虽是秋天，阳光还是很毒。高桥命令小兵把我、你二爷、你爹、还有秦文郎四个人硬圈在院中烈日下曝晒，又不叫移动。我因为左脚动了一下，被一个鬼子用枪托猛击额头，我血晕了过去；后来高桥又命令小兵撵喊洋狗舔我满脸的血——那天也真怪，那条大洋狗偏是不挨我的身，不舔血喝，不然的话我哪能活到今日。因为狗一舔血就要咬死人吃肉的！”

   我父亲于1946年入党，又被调入屯留县二区任党委秘书，50年代进入县委，任过宣传部副部长，屯留一中第一任书记，县委文教部长、县委党校校长。他党性强，性格又过分拘谨，一心工作，回家较少。而一旦回家，就要考核我的功课，让我背古诗文。爷爷讲的故事，我曾询问过父亲。父亲是从大的方面谈的。比方说他谈过：“你三爷露身份是两个原因：一是当年如果韩营长跟女生队领导和你三爷商议需要开党支部会或者党员会，就让你爷爷和小爷在大门外假装干活或者站坐，实质是站岗放哨。次数多就引起人们注意；二是因当年的地下党员30多人，分作两派，闹了内讧。你三爷被抓的那天下午，加入了三县游击队的几个党员用布蒙了脸，返回村子把你三爷、爷爷、小爷殴打了一顿，本派地下党员当夜开会，商议到上级党委汇报此事——因为进出来往咱院的人又多又频繁，结果汉奸识破了机关，趁机报告了日军上村红部的!”父亲还说过：“女生队住在咱院的最多，有近20个，占到驻扎北岗女兵的七分之一。这是因为，韩营长就住在咱院南边的周大狗、小狗、三狗院，自然安排在咱院和东西院以及后街不少女兵；另外，韩营长几乎每天来咱院，跟你三爷商议工作，咱院不仅是女生队领导驻地，是主要学习地点，同时也属实际上的指挥部，另外咱院还住有医务队！”

   我母亲则爱讲女生队驻扎期间的细节，比如她讲过，我家里院堂屋和东屋当年都是通间坑，每个坑能躺四、五个女兵。东屋的隔扇和堂屋的屏风当年都挂过黑板，白天在院里还能听到教官在黑板上写画的“剥剥咚咚’’的声音。又说过当年医务队的女医生给她治过胃病，草药方还挺有效的。母亲最多讲的是女生队走后我家所遭受的那场大劫：在抓捕我父亲时，又抢我家的铜盆，母亲要夺回，一个鬼子兵就用铜盆在她头上用力一敲：我母亲的左太阳穴立刻被打破流血，几乎昏倒——可是她舍不得那个可爱的铜盆，又往前扑要，多亏我祖母把她拽回：才免遭不测……

过了那个年龄段，我的学业渐紧，家人也多忙，更随着时光的流逝，关于女生队的谈话就很少了，而且长辈们所讲肯定不止上边所记这些，遗忘部分是不会少的。

• 三次写作的涉及

   我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爱读书，爱文学；住初中时，就练习写诗歌和散文。所以高中毕业后任教几十年中，常常被学校、联区、公社、乡镇直至县级单位分配些写作任务。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与了屯留县文联的一些写作活动，认识了文联顾问、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王明亮老师。一次王老师对我说：“咱县《文史资料》近期要组织一批稿件，主要是追忆抗战时期的一些情况，你能写一篇吗?”我当即给他讲述了1939年在北岗村发生的日军刺杀三名共产党和一名中央军的惨案。王老师听了，连连说：“这一血案很重要，还没人写过，你试着写一篇吧!”于是，我费了约半月时间，边回忆长辈们讲过的故事，边构思运词写作，结果试写一篇题为《北岗村九一三惨案始末》的三千多字的文章，登在了《屯留文史资料》上。此文主要写日军残杀抗日志士的过程，但在其前因中，提到了1939年（当时只写到北岗党支部与八路军随营女校韩营长的紧密联系）女生队驻扎北岗一事。

   第二次涉及到有关抗大一分校的写作，是在我退休后的第六年——2007年，当时，我正在编排本人的文学作品集《岗岚夕照续集》，其中第四辑为“家史·世系”，内有一篇《抗日英烈三祖父》，全文分为“四种势力的消长”、“北岗村的抗日斗争”、“九一三惨案经过”三个小题。其中第一小题中提到了韩营长与我三祖父的亲密关系，以及八路军协助指导北岗地下党支部领导村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情况。

2009年初秋，北岗村在县文化局和渔泽镇指导帮助下，将原来的舞台院建修装饰为“文化广场”，内有一项是在东西大墙上用大理石镶嵌的“画说北岗”，也即用连环画形式简介北岗村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居民人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情况。镇政府领导郗淑芳点名让我起草文稿。我用了约一星期时间写了五千字的说明性文章，题为《北岗的历史与现今》。在简介北岗现代史的部分，自然要涉及北岗最早的党员——我三祖父周文宪和曾指导北岗抗日斗争的八路军随营女校的韩营长，同时也简述了抗大一分校女生队转移两个多月后，北岗村发生的“九一三惨案”。

• 近日追访的实录

   在本题目中，谨将被追访人的概况及其谈话内容分门别类地实录如下：

    第一，有关“女生队”驻扎的起止时间。

   周更仁，男，57岁，共产党员。北岗村后街人，曾担任过村长、党支部书记。他说：“我爷爷周双美是1938年地下党员。他在世时曾讲过，女生队在咱村驻扎时，过大年参加闹红火，元宵节踩高跷，很活跃很好看。她们为了绑好高跷棍，曾坐在我八爷周元美的约六尺高的平房边沿一齐绑扎。”

   李天恩，男，80岁，北岗小沟街人，山西化学厂退休干部，现居太原。他说：“女生队在我们小沟街住过，我曾在正月里跟着我家北院的女兵们到崔蒙村看部队联欢表演。崔蒙驻扎的男生队跟北岗女生队还在崔蒙大庙的戏台上演现代戏，内容是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剧目名字已忘了，因我那年才六七岁！”

   我胞姐周有兰，现年75岁，长治十中退休教师，现居长治市区天晚集。她说：“咱母亲在世时曾说过，女生队住在咱院期间，过年时在里院二门和外院大门上搭起松门，又挂红灯插彩旗，大约是因为咱爷爷和三爷爷都是抗日村干部的缘故。”（母亲肯定对我也讲过，但忘却了。）

   宗拴柱，男，83岁（今年已故），农民。他说：“我的老房子在小沟街北头，小沟街老多家住有女兵。记得她们春天还在村南空地种过菜，大约在收夏后的一天后半夜，突然离开了村，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日本人便进了东故县和咱北岗村，八路军侦察的真准！”

据上述四人所讲，抗大一分校女生队进驻北岗村至迟也在1939年春节前，转移当在炎夏季节，共半年多时间。

   第二，有关队部、教室及宿舍详址。

   周路盛，男，79岁，中专文化，北岗后街人。曾任国家地质勘探队技术员，返乡干部。他说：“当年北岗村村情复杂，既有地下共产党，又有国民党，还有土匪汉奸势力。因为后街和小沟街地下党员、抗日干部、抗日民兵多，加上周文宪的上头院是地下党支部的所在地，又是抗日村公所，峪里编村的负责人的住宅，所以女生队集中住在后街和小沟街两道街上。当年，韩营长住在后街周大狗、小狗、三狗的两进四合大院；开会、学习主要在周迎吉（东方）、周文宪的两进四合院。”

   我叔父周天元，即我三祖父儿子，现年73岁，共产党员，曾任农业合作社时期的大队会计，后任过十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现退二线。他说：“听母亲（已故）多次讲过，我家的里外院都住过女生队，里院是女生队固定学习、开会地点，此外还有流动教室。韩营长每天都要来外院东南屋跟我父亲接头，加上里院的队部领导人一起研究和部署工作。如果要开地下支部会，就由我两个伯父（即我祖父和二祖父）假装干活或者闲坐，以防坏人，所以，我院又实际是个指挥部!”

   至于女生队所住家户，据追访大致情况如下：后街有周迎吉、周文宪院、周大狗、周小狗、周三狗院，李余良、李满良、秦文郎院，周丙全、周三全院，么贵保院，周双美院，周占美、周三秀院，周喜美、周元美院，周先罗、周小罗院，韩双星院。小沟街赵五女、赵成群院、申襄垣院、周小龙、周双龙院，吕全珍院，常进保院，闫小根院，王迎春院，成恩志院，成忠志院，周存忠、周许忠院，刘树金院，宗修方院，周招弟院，潘喜来、潘和尚、潘黄毛、潘双孩院。村中间有周小八院等院。

    第三、有关女生队的人数。

   关于女生队驻扎北岗村的人数，现有几种说法：有的说近300人（如北岗村党总支和村委会最近在我院大门外所挂的简介牌），有的说160人（如郭新虎、暴爱国等人的新闻报道），有的说近200人（如1938年入党的老县干部、北岗小沟街人成忠志在世时所说）。据我所追访，简况如下：后街人王小四，男，现年82岁，农民。他说：“我老家是河北沙河，但我出生在北岗。当年我父亲来此村买了后街韩双星半个院子。记得韩家堂屋住过一个班的男兵，男兵换防到王庄村后，又住进四个女兵，大约都是四川人。”后街人李河文，男，60岁，农民。即我近邻（西院）李余良（已故）之子。他说：“我父亲成人后，买上后街的窑洞。那一排四个窑洞院，据父母在世时说，每院都住过三四个女兵。”后街人周路盛说：“我院外院西屋住过四五个女兵。”现年73岁的杨银娥也听她婆母（已故）说过，她院（即周小八院）住过四五个女兵。另据小沟街人刘丑孩（男，74岁，农民），小周天有（周小龙子，64岁，农民），赵恩喜（男，77岁，农民）、周满龙（男，75岁，农民）等回忆长辈们讲过，小沟街住女兵的窑洞，因都是较小的坑，所以一般住三至四人。如此一估算、北岗所驻扎女兵约一百六七十人，如果再加上男兵（韩营长及营部）三十余人，约200余人。

   第四，有关女生队的灶房及后勤供应。

   北岗南街人周天有，男，77岁，农民。他说：“我父亲周文英原住小沟街南端，当年开过磨坊，小磨用驴拉，人用双脚蹬箩筛面。女生队灶房的面粉就是我家供给。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加工小麦，把上好的白面卖给部队。”北岗西头人张先英，女，现年62岁，是周天安（已故）妻子。她说：“我婆母在世时常说，我公爹周先景（已故）是北岗村的大能人，当年开过店铺，为保证女生队灶房的菜蔬、油盐酱醋供应，每天清晨早起就赶着牲口车到十里外的常村镇购买货物，早饭前就回来了!”周天有也说到周先景当供应商的事。

   周安唐，男，74岁，退休教师，为后街周小狗孙子，周新有儿子（小狗、新有均已故）。他说：“我父亲在世时说过，我家四合院、南北较长（里三外六）也宽敞，当年韩营长和一些男兵住在这里，里院还喂过马匹。我家南院现存还有女兵灶的一些灶具。因我祖上开过粉坊，有几口大锅，所以灶房安在我院。”周安唐胞姐周丑和，现年78岁，嫁在东古村，现居长钢宿舍楼。她回忆说：“女生队在我院安灶房时，我只有四五岁。差不多每天中午女兵们都要给我盛饭吃，有一次女兵们把饭碗端给我，我一不小心连碗带饭都打在地上，我吓哭了，她们都还来安慰我!”

   第五，有关军民关系。

   被追访人员，无论男女一致反映，当年女兵们跟老百姓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如小沟街的周天有说：“我听母亲（已故）说过，女兵每天夜里都要跟我母亲聊天，讲故事，学纺棉花。四个女兵中有一个还认我母亲作干娘，可惜已忘了名字！”而刘丑孩所讲的更真切动人。他说：“当年我家南窑住有4位女兵，其中有一位就是本县路村乡石室村大绅士牛烺的女儿，小名叫牛荣。她对我母亲（吕小巧，已故）非常亲热，认为干娘。还很孝顺，黑夜睡觉前帮我母亲洗锅碗，洗衣服，总要干些活计。后来牛荣当了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还来过问候信；文革时，牛荣挨批斗，说她是假八路。我母亲和我哥（刘狗旦，已故）还出具过证明，并由1938年老党员、当过抗日村长的成忠志盖章，才为她平了反！”

   又如周路盛说：“1939年我才五六岁，我院所住女兵每天要给我用小木碗盛饭吃。一次，东故县抗大一分校开大会，我村女兵整队前去。我也要跟着去，奶奶和母亲不让我去，我又哭又闹，女兵们就轮替背着我去东故县泰山庙开大会，还让我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返回来时，又轮替背着我！”，

    再如李五恩，男，68岁，老初中生，农民。他说：“听母亲（已故）说过，我姑姑李莲花（已故）当年经常跟南北院所住的女兵们来往，还拜了个干妹妹。到女生队转移时，因没文化，不识字，本想跟着走没走成！”周长毛，男，66岁，农民。系周三狗孙子，周新贵次子（三狗、新贵均已故）他说：“我母亲（已故）当年有牙疼病，常吃药常犯，后来让上头院（即我院）所住的女医生看，女兵用消毒棉蘸药水点治疼牙，点了几次就不疼了，从此再没犯病!”其妹周晚花，60岁，嫁安昌村。她说：“我母亲为了报恩，还特地给韩营长做了一双又结实又好看的军鞋!”

   周恩红，男，56岁，农民。系周长毛侄子，现仍居住老院——即营部院。他说：“听我父亲（周振堂，已故）说过，当年韩营长就住在我家里院。营部男兵们每天把里外院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还有赵恩喜说：“我老院在小沟街道西，北窑住过三个女兵。每天黑夜都要跟我奶奶、母亲谈笑一会。”女兵们曾说过：“老大娘，现在世道不同了，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恩喜还说过：“因为我家的新窑潮湿，没住多时，就搬到了北院（申襄垣院）。另外，我见过女生队给不少家户打过买桌或借桌凳的条子，有一摞，桌子大部分送到东故县校部了。”

   第六，有关女生队的操练和活动。

   北岗小沟街人李秋喜，男，62岁，军人出身，退休卫生干部，现居长治。他说：“我从小就听邻居刘富保母亲（已）说过，她家对面有一块五六亩大的空地，俗名叫社地。女生队在北岗村时，每天早上要来社地整队出操，有时下午也来练。，”宗拴柱老人说：“当年小沟街有两块空闲地，一块在奶奶庙西边，一块在周小龙（已故）院外。我小时侯不断见部队女兵在这两块空地集合，或者开会，或者唱歌，很像是天热时侯的流动课堂。”

   小沟街的成明文（男，61岁，农民。）和小周天有（63岁）都听家里老人讲过：“女兵们每天去操练或者上课，都要告诉房东；只是最后一次，半夜起床，打包好被褥背包，说是要野营，其实是转移，那就叫军事机密，不能暴露吧!”

   第七，有关北岗四村民跟随女生队参军。

   周路盛，王小四等人回忆说：“当年北岗后街的青少年周福元、周天保、周新太（三人均已故）都是跟八路军女生队参军走的。周天保因病于三年后返乡治疗，死于家中，无后人；周福元当了几年兵负伤返乡。只有周新太一直随部队搞后勤，后来转业到太原市工作，曾任市粮库主任，处级干部，直到离休。”周福元妻曹金花，79岁，仍健康。她说：“我丈夫参军时才14岁，是个小鬼。七年后在山东参战负伤返家治疗养伤。当年我从东史村嫁到了北岗。后来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我丈夫就在家学了木匠活。”

周选英，男，74岁，农民，北岗西街人。他说：“听老人讲，你们后街石有根老婆（老俩已故）就是当年参加了女生队，后来又回来的!”后街周先保（已故）妻子弓换召69岁，农民。她说：“我才嫁到北岗那些年，经常跟紧邻有根婶坐谈。她说当年要跟着女生队转移，有根叔不同意，就用绳子把她捆起来，她挣脱后跑去撵到部队的。”紧接着我追访了石双喜，他是石有根的儿子，今年63岁，农民。他说：“我母亲是河南高邱豫城县谷熟乡张阁庄人，逃荒来到山西，女生队住咱村时，我母亲跟着学习，识了不少字。女生队转移时，因我父亲不同意我母亲跟着走，确实是捆绑过。我母亲逃到女生队，后来因为头上长的秃疮较重，部队怕传染，让我母亲返乡治疗，由于没治好，就再没返队。”现年91岁的张美英（已故马小根的妻子），说“我是21岁（1940年）嫁到北岗的，当时的新媳妇中有成小丑（已故）的妻子尚苗云（已故）和赵法林（已故）的妻子李小英（已故），二人都是女生队留下的，原因不清楚。”因为尚苗云的儿子成义法（72岁，现住故漳村）是抱养的，说不清楚；而李小英的儿子赵新安已故，详情也不得而知。

• 邻近村镇的佐证

   为了进一步全面了解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驻扎北岗村的情况，我又走访了东故县、故漳、崔蒙、寺底、东古等村镇。

   首先去了东古县——这一原属屯留管辖的古镇。在其村东二仙庙前，现正修建八路军总部驻地纪念馆。而二仙庙前所挂的有：“八路军总部旧址”和“抗大一分校校部旧址”两面牌。现将有关抗大一分校的简介部分摘要如下：

   1939年1月3日，抗大一分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从陕北出发，于1月21日到达故县村……3237名学员分别住在东故县、东旺、西旺、西沟、王庄、东古、寺底、崔蒙、北岗、故漳等十个村子里。

   此简介充分证明北岗村是1939年驻扎抗大一分校学员的十个村之一，同时，北岗人把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称作“随营女校”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上述简介说抗大一分校是1939年1月来到东故县，而故漳村史料专辑却写着“1938年8月”，随营学校（一部分）进驻故漳村，所以，我为了订正时间问题，接着走访故漳村有关人士。村史料专辑编者之一张金旺说：“我今年才60多岁，三十年代的事根本不知道。据我所知，专辑上所写随营学校进驻故漳时间，是总编岳XX说的，而他已亡故了。”我姐丈宋宏发，故漳村人，长治一中教师（已退休），现年75岁。他说：“1938年，八路军总部已进驻东故县、故漳村一带。听我父亲说，朱德和一个警卫官曾经在我家窑洞住过。写专辑的人们大概把总部驻军和抗大一分校驻军混淆了。”

   我走访崔蒙村是为了确证一下有关当年崔蒙驻军元宵节演戏的事。崔蒙农民王廷文，现年84岁。他说：“1939年崔蒙驻扎过随营学校的男生队。我院（崔蒙有名的“花墙院”）里院东楼就住过一个班，班长说话声音发哑。”我问他：“正月十五随营学校在你村大庙戏台演过戏吗?”廷文说：“演过戏，我还去看过，戏名和内容都忘记了!”

   在寺底村，我访问了87岁的农民李合义，他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儿（我应叫叔父）我的访问目的是为了确证一下我院住女生队的情况。因为我知道按农村习俗，侄儿是要在正月到姑姑家走亲戚的。果然，李合义叔父说：“你院是住过女兵啊！我见过你家堂屋和东屋都住有女八路军，我不只是走亲戚，平时有空也去北岗玩。我那时已有十一二岁了!”

东古村的老妇联主任刘夏莲，现年66岁。她说：“东古村确实住过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因为直到前年为止（2009年），东古小学院还挂着一个抗大一分校的牌子。后因损坏，字迹不清摘下来了。”她的话也印证了东故县二仙庙前的“抗大一分校校部旧址”牌上的简介——东古村是驻扎抗大一分校学员的十个村之一。

附：几点重要补正和说明

    ①关于女生队进驻我村的时间问题。因为手头缺乏文献资料，村中知情老人已亡故多年，以及少小时听闻的忘记或错记。我所写过的几篇文章中有矛盾和不确之处。如“家史”和“北岗的历史与现今中”写为1938年8月，那是受了“故漳村史料专辑”的影响。

    ②关于我三祖父入党和任地下党支书的时间和直接领导者的问题。在给屯留政协著文时因没有询问过父亲并让他过目，所以在《屯留文史资料》出版后，我父亲就指出了两大错处：一是三祖父入党是在韩营长来北岗之前，二是党支部是地方党领导组织和建立，部队只是协助和指导工作。而我把三祖父的入党和任地下党支书都和抗大一分校的韩营长联在一起了。

    ③在写《北岗的历史与现今》一文时，因与我叔父（周天元）一起研讨史实，终于弄清楚我三祖父是1937年首先入了“屯留县抗日救国牺盟会”，之后成为北岗第一个共产党员。而“家史”和“屯留文史资料”没有写清这一点。

    ④女生队在北岗村所住农户院落，仅仅是依据现在的几个人的回忆，可能还有的农户或因绝后无人，或因未追访到，必定有所遗漏，待以后补正。

   ⑤村名见证：我同郭新虎老师在一次走访中，见到了刘丑孩家一纸契约，系本村周起和（已故）卖给刘丑孩祖父刘忠汉（已故）窑房院的“卖契”。时间为民国拾柒年六月，中证人为周文宪（我三祖父）和周吉昌（已故），书写人为周迎吉（我祖父）。契约加盖三枚公章，一为“屯留县印”（篆刻），一为“屯留县北岗上村公所之图记”（篆刻），一为“北岗上村成契所（楷书）”。可见岗上村即是北岗上村的简称叫法，其由来已久。

   ⑥小沟街人成明文说：“我父亲成恩志曾在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工作，与女生队有过接触。”关于这一事，还有待取得其他证明，才能断定。

⑦我的“听闻与追访”一文，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肯定有不少错漏地方，诚望知情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队部院旧址    女生队队部旧址大门外

抗大一分校直属营营部旧址